奥运开始到现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游泳上的口炮就没消停。
最初,霍顿炮轰孙杨是“嗑药骗子”(drug cheat),中国游泳队随后要求澳方道歉;澳大利亚摊手说我们尊重霍顿的言论自由,不道歉;国际奥委会则说我们也尊重每个人发言的权利但希望大家彼此尊重。
本届奥运,泳池里似乎是非尤其多。女子100米蛙泳,美国人莉莉金和之前服药禁赛过的俄罗斯运动员埃菲莫娃互摇手指表示嘲讽,之后莉莉金力挺霍顿,认为涉药运动员不该进入奥运会赛场;法国游泳老将拉库特也加入到了抨击孙杨的队列中来,称自己讨厌作弊的人,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孙杨。
事情似乎在愈演愈烈,甚至发酵成为一场围绕个人道德、举国体制、体育与政治等议题展开的辩论域。
技术
首先,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霍顿炮轰孙杨是“drug cheat”,对不对?有没有道理?
抛开感性的成分,霍顿和莉莉金之所以炮轰涉药对手,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涉药选手不值得尊重,或者不应该参加奥运会。这个言论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孙杨等运动员是否涉药;二是涉药运动员是否属于“骗子”(cheat);三是涉药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第一方面,孙杨和埃菲莫娃确实曾经因为禁药问题被处罚。2014年,孙杨因在全国游泳冠军赛的尿样中被检测出曲美他嗪阳性,而被禁赛三个月。曲美他嗪是国际反兴奋剂机构(WADA)公布的《禁药清单》中的禁药。在2014年,曲美他嗪是一种“比赛时不能服用”的药物。而在此之后,曲美他嗪也并非像有些媒体人所说的,已经从禁药清单中解禁,反而是在2015年从“比赛时不能服用”的药物上升为“始终不能服用”的药物,管理更加严格。所以孙杨曾经使用违禁药物,是事实。
第二方面,孙杨曾经服用药物,但是否就是“骗子”呢?在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禁药清单》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注释:“依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4.2.2的要求,除禁用物质 S1、S2、S4.4、S4.5,S6.a 以及禁用方法M1、M2、M3以外,所有禁用物质均视为‘特定物质’。”
在2014年及以后,孙杨被检测出的曲美他嗪就属于所谓的“特定物质”,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解释,“特定物质”容易被运动员以其他的目的摄入,而非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孙杨在接受调查期间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自己是服用的是含禁药的药物(改善心肌缺血症状),因此被从轻处罚。因此,基于这一调查结果,说孙杨是“骗子”,是有失公允的。
那么,即便是运动员曾经有过药检不合格的历史(无论是如孙杨般误服,还是如一些运动员一样故意服用),当他们接受完惩罚、重新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当然。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就表示,“观众希望看到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赛事,我们希望运动员秉承奥运精神,要求每名运动员做到彼此尊重。”
菲尔普斯:“胜者只关心胜利;输家只针对胜者。”
偏见
OK,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看上去,西方世界对我们敌意如此之大?网上有人回答说,西方媒体和运动员怀疑中国和俄罗斯的运动员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搞举国体制的国家里,运动员服药的动机更强烈。
对此,岛叔找到了一份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在2015年公布的一个榜单,这张榜单统计了2013年机构查出的违禁事件排行。在前十名的国家里,既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也有“民主自由”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而中国,则未曾出现在这份榜单上。
既然如此,中国为何还是频频遭到“国际社会”的“特殊关注”?
比如,2015年宁泽涛在喀山世锦赛夺冠以后,西方媒体就曾拿着他曾经误食瘦肉精的事情大肆炒作(据说是宁泽涛爱吃火腿)。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美国科学杂志《自然》公开质疑叶诗文的成绩和兴奋剂有关(最后50米比男子选手还快)。即便事后国际奥委会公开表示叶诗文尿检没有问题,类似杂音仍不绝于耳。
毋庸讳言,中国游泳队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中国游泳队在广岛亚运会和珀斯世锦赛上都被查出了集体大规模服用禁药丑闻,这也导致了中国游泳队自2000年以来的长期低迷。但也正因此,中国游泳队对兴奋剂极其敏感,以至于“谁出兴奋剂、谁就是中国游泳的历史罪人”这样的说法在体系内流传。2011年,时任的游泳中心主任指出,“反兴奋剂工作是中国游泳最重要的工作”。
客观来说,2007年以后,中国游泳队聘请外教、组织优秀运动员赴澳大利亚特训、实行“大国家队”战略,把一大批年轻人纳入到培养体系中来,才有了2008年以后中国游泳的繁荣局面。如果非要把霍顿们的口不择言,和中国游泳队20多年前的不光彩历史结合起来为之找到合理性的话,对当下一批年轻人来说很不公平,历史的锅不该他们来背;即使是霍顿们真的因为这种刻板印象而对中国有成见,也应该去反省这种成见。
心态
说到底,偏见的增加,还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国主流体育项目的大跨步发展。当孙杨、叶诗文、宁泽涛这些运动员能够在自由泳、混合泳这些高含金量的项目上分走传统列强的一杯羹时,引起的惊诧注定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涉及禁药风波的韩国选手朴泰桓,由于成绩比起巅峰时期已大幅下滑,西方恶意的枪口便也懒得对准他了。
如今的澳大利亚游泳队,在伦敦奥运会时成绩惨淡,只拿到了一块金牌(还承认当时曾经集体嗑药);形成对比的,则是中国队在奥运会的强势表现,同时,澳国内的优质场馆、顶级教练,也被投入越来越大的中国队占据。伦敦奥运会后,澳大利亚就口头禁止了丹尼斯教练带领中国运动员训练,搞起了“技术封锁”——简直是新时代游泳领域的“闭关锁国”。
崛起者自然风光,被追赶者也自然焦虑。当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崛起充满恶意与偏见的同时,中国人的心态却在变化:我们会为日本姑娘福原爱祝福,为继续书写传奇的菲尔普斯喝彩,为越南的首金英雄黄春容欣慰,以一种更加平和包容的心态来感受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传统优势项目,中国观众甚至期望能有队伍能向中国队发起挑战,看到项目更健康激烈的竞争。
体育与政治无关,大概是人类最美好的愿望之一。
早在古希腊,奥运会期间各个城邦之间必须停战。而到如今,每一届奥运会期间,联合国都会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要求各国在奥运期间停战。可事实呢?1980年,因苏联入侵阿富汗,全世界近一半的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吉祥物米莎在开幕式上留下了泪水;1984年,苏联出于还击的目的,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而在2008年之前,西方抵制北京奥运的声音也一度喧嚣。
正当岛叔写到这里的时候,手机新闻传来推送,加拿大CBC主持人在直播时对中国游泳队的14岁小将出言不逊,深深的恶意跃然耳边。
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世界的主题,但过分地把体育臆想为政治无涉的独立王国,未免太过于“小清新”。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不知是否出于巧合,很多冲突都与源自冷战的旧有政治分歧一脉相承,来自西方的运动员把矛头对准了曾经遭到禁赛的俄罗斯和中国运动员。”
《建党伟业》中辜鸿铭说过一句话:“我的辫子在头上,而诸位的辫子在心里。”对于一些人来说,剪短这根“冷战”的辫子何其难也。
但是现实越残酷,我们越不能陷入其中。把体育还给体育,本身就是我们的美好追求。有人心中留着的辫子,恰恰成为了我们心态成长的参照。就算充满偏见和恶意,我们也仍要以竞技的精神去赢得尊重,仍要为所有胜利与坚持的人鼓掌。
文/秋月冬梅
编辑/公子无忌